上海德语：寄语青年作为一个人才,品德是最重要的

寄语青年

作为一个人才，性格是最重要的。在道德方面，首先要有爱国主义。我们的学生应该是爱国的。热爱伟大的祖国是第一个也是必要的品质。

在学习方面，我认为我们德语专业的学生应该努力学习，扎实地练习德语的基本技能。只有当你有扎实的德语基本技能时，你才能在需要德语时自由应对。课堂上的四年是的四年是指导，课后进一步学习。要真正学好德语，仅仅依靠大学教科书中的文本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大量的阅读和语言实践来丰富我们的外语技能。

在学习英语的同时，也不能忘记不断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别想：我只需要学好自己的专业，中文又不是我的专业，谁不会中文？中国人张口就能说，信手就能写。所以通常不注意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事实上，没有相当的汉语水平，做事很吃亏。母语水平是我们知识分子的老底。做任何事都需要良好的中文表达能力。提高汉语水平的必由之路，就像学习英语一样：多读经典。

上外旧事

(1976年，潘再平教授在上外科研报告会上)

1955年，我从温州考入上海俄文学院（简称上海俄文学院，即上海俄文学院的前身）。作为一名出生在温州一个非常落后的小城市的高中生，我突然需要去上海上大学。我的兴奋是不言而喻的。

到了学校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语言实践的氛围非常浓厚。一踏进校园，到处都能看到墙上的俄语口号Говоритьтолькопо－русски！(只会说俄语！)，就是随时提醒学生不要忘记用俄语交流。母校改名为上海外国语学院后，也继承了良好的语言实践传统。

当我第一次开始学习德语时，以外语实践为主要目的的外语课外活动蓬勃发展。我记得当时全校外语课外活动委员会的主任是方重教授，一位受人尊敬的英语系主任，这显示了学校对外语实践的重要性。

当时有一种说法，北京大学(学外语的学生)重文学，上外重练，所以上外的学生毕业后可以立即派上(翻译)用场。

我自己的一些经历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我是高中最好的同学，叫陈宣圣，他和我一样也是理工科不好，文科很好。1955年我考入上海俄罗斯专科的时候，他考上了北京大学外语系德语专业，比我先读德语。后来我转专业学德语的时候，他已经是北大三年级了。1959年，作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二年级学生，我被派往东德德累斯顿交响乐团，与其他几名学生一起参观上海。我还完成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同志会见交响乐团团长时的口译任务。同年暑假，我在北大遇到这位德语四年级的老同学时，他笑着(显然是故意夸张)对我说:潘哥，别跟我说德语，我一句德语都不会说！他接着说：读书还行，口头上真的不好。1959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在总参加工作退休，翻译了大量资料，也出过军事专业。或许，我们重视语言实践，的确是我们上外的一个特点。还有，我和其他同事在国外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德国人经常问我们:你在德国哪里学的德语这么好？当我们说是在中国国内学习时，他们会觉得很奇怪：在中国怎么能学好德语？与德国汉学家相比，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是汉学的，但张口难。当时，海德堡大学汉学专业主任Debon当教授给我他的一本汉学专著时，他对我说:潘先生，我真羡慕你们作为日耳曼学者能流利地说德语，但我作为汉学家很难开口。事实上，这位教授的汉学功底很强，他送给我的那本书，足够我学习了。

当时，学校的老师非常强大。以我们的德语专业为例，主要课程一般都是外籍教师。当时，除了外籍教师外，还有来自其他大学或单位的老教授和老教师。过去，一些知识分子在德国学习并取得成功后，带着他们的德国妻子回到上海。一些在上海与丈夫一起受过高等教育的德国人申请在我们学校任教。

(2001年5月，潘再平教授、上外德语教师志爱迪教授)

她是一位优秀、博学、受人尊敬的教师，已经教了我们四年了。她早年毕业于莱比锡大学，70岁时被提升为我们德语专业的第一位教授。她是中国著名的电信工程和测试仪器专家，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志秉义的妻子。

她还是我们德汉词典的编辑之一，早年毕业于柏林大学。她的丈夫朱凤仪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曾任上海财经学院副院长。

(我国著名外科医生邱法祖与丈夫)

中国著名的外科医生、中国科学院院士邱法祖的名的外科医生，中国科学院院士邱法祖的妻子。

(新中国外语教育创始人李林如教授)

教我们语法的人是我们德语专业的创始人之一，李家祥教授。他早年在日本和德国学习，获得耶拿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和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曾是蒋介石的德国外交顾问和国立中央大学的教授。

那些也教过我们词汇课的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有很强的德语口语能力。早年在柏林学习的凌一志教授来自南京大学。据说，当他在德国时，他为中国同胞受到欺凌而提起诉讼。

还有一个很受学生欢迎的博士。他曾在德国耶拿大学学习词汇和语法。1979年退休后，他申请成为德语系的兼职教授。他捐了一大笔钱(10万元，后来来增加到20万元)，成立了严庆喜教授教学研究基金会，为推动我系科研教学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是我们《德汉词典》的编辑之一。

当时担任德语专业主任的李晓，据说曾担任阎锡山德文秘书。

我从18岁上大学到退休，都在上外度过。退休后，我还是上外人。是上外培养我，造就我，铸就我的人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外给了我一个很好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政治思想教育，使我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商业上，我从一个年轻的学生培养成了一个知识分子，可以用我在这里学到的专业知识为社会做点什么。我的人生了我的人生道路，我深深地感谢母校。（潘再平）